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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茶纪实:多营镇的“茶背子”

“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民国时期二郎山民谚。

打听到多营镇还有一位姓牟的“茶背子”,不顾天下着蒙蒙细雨,朝红开车载着我们赶到多营镇。

多营镇因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在此安营驻扎,营帐连天而得名。多营离雅安十分近,曾经是过去雅康线人力运茶“小路”,它是离开雅安翻二郎山前往打箭炉(今康定)的第一站。当年茶背子背着两三百斤的茶包,从雅安到多营,要走上整整一天。如今汽车飞驰,只需半小时就可抵达。半路上的公路边有一片新建的“茶背子”群塑像,是根据雅安茶厂发现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老照片复制的。它在纷纷洒洒的雅雨中挺立在翠绿的山谷里,唤起人们对那段历史的记忆。

沿着泥泞的小路,拐弯抹角走进下坝村,村民听说我们要找背过茶的“茶背子”,立刻高喊着:“牟文严,牟文严!”并指引我们走到一座破旧的农家屋前。一位瘦削的老人病恹恹地从屋旁绕出来,不管街对面一个似乎是其亲戚的农妇嚷嚷着“你们采访给多少钱”,径直为我们开门。他就是“茶背子”牟文严。

走进屋里,黑洞洞、冷清清的,农具和杂物随处摆放着。开了一盏瓦数不大的电灯,才让屋里稍微有了些生气。老人客气地拉出小板凳,让我们坐下,自己则习惯地落座到床边的马架子(当地的一种木制躺椅)上,和善地和我们摆起了他背茶的“龙门阵”。

“我叫牟文严,多营人,我二三十岁就开始背茶。雅安到康定要走22天。走多功坝、天全、紫石关、烂坝、大人烟、新沟二郎山这条路。背过七八转(趟)。去时背得重,走得慢,回来时背得轻,或者打空手,走得快,空手只要两三天就拢雅安。第一天到新沟,第二天过泸定桥翻二郎山就到雅安。

从雅安背拢康定,叫‘长脚’,从雅安背到新沟只要7天,背拢新沟就回来,叫‘短脚’,1946年以后我就只背新沟了。

农村穷。农闲时我就去背茶,找点钱。雅安有30多个茶店子,好多我都背过。‘孚和’、‘恒泰’、‘天增公’,我都背过。每次要找‘顶单’,就是小老板、小包工头,每次二三十人一拨,一天走20里。茶包子有16斤一包的,有18斤一包的,多的背十一二条,有的背8条,还要背路上吃的米。到了康定,号口(茶店分号)上交货。原先背茶,是给钱。到了解放前一两年,给米。背一条茶的工钱,是7升米。

那时候背进去的茶,在雅安叫‘粗茶’,过了康定就叫‘藏茶’,里面(藏区)连茶渣子都要吃掉,不吃(当地方言,吃茶即喝茶)茶不行。康定的汉人也要吃茶,不吃就不消化。一过了二郎山,不吃茶就不行,只要时间长了,不吃茶,解手解不出来,干燥,里面都是吃牛羊肉。

茶包子只要一过二郎山,就有香气,香得很,过路的人都闻得到。两边气候不一样。

那时候背茶都穿草鞋,走得远还不敢包脚,一天要穿烂一双。过的小溪小沟、大河大沟,都是‘甩甩桥’(吊桥),不稳当,铁链子上铺木板,缝缝大,晃得很。有的还是‘溜鸽子’(溜索)。

背茶的没钱,棒客(土匪)不抢。棒客一般只抢杂货。但是有钱人有保哨(当地方言,保哨即保镖),也不会被棒客抢。

路上背茶的人多,要上百(人)。走得慢的,就歇不到店子。大些的店子歇七八十人,三五个人一床铺盖,发完了就无法住(店)。住不到店就惨得很。前后不到店的,只好在路上歇。

到了康定,就要把竹篾的茶包割开,装进牛皮做的茶包,给牦牛驮。因为牦牛横冲直撞,牛皮包撞不烂,茶包才能到西藏。

有时候,邦达昌的骡马来雅安驮茶,一队骡马上千匹,茶包都是竹篾茶包,骡马听话,走得好,不会撞烂。

当时和我一起背茶的还有个叫李德明的,比我大一两岁。

除了背茶包外,解放军过来的时候,我还给解放军背过子弹。我还是党员,那时解放军还发了枪给我们,半夜听到喊声,就要起来集合出发,没说钱不钱的。

听我们这里的老人说,1935年红军过雅安的时候,他们给红军背过枪和子弹、粮食。

我现在身体不好,有病,在医院医了一两万元钱,还没医好。”

老人断断续续地回忆和诉说,似乎忘记了我们的存在,沉浸在年轻力壮时的岁月里,把那些陈年往事点点滴滴地讲着。其间我们给他录音、拍照,他都没有觉察。我们只是快速地记录和倾听着,偶尔提些问题,尽量不打断他的思绪。

告别的时候,老人显得比刚见面时精神一些,他热情地和我们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