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茶不是一个茶树品种，也不是一款茶产品，而是一个群体，也就是俗称闽北地区的茶业总体。这个总体，足以俯视中国乃至于世界茶史。正是武夷茶，支撑起了中国茶坐标的高度。这一点，多年来诸多的茶文化研究者都对其大量的遣词用字。

举例

据乌克斯《茶叶全书》记载，最早运到欧洲的中国茶是武夷茶。

波士顿倾茶事件的“主角”是武夷茶。

最早测出的茶叶成分被命名为“武夷酸”。

印度等地的茶种子、拼茶来源于武夷茶。

武夷茶曾是中外文人们争颂的对象……

这实际上源于武夷茶所创造的巅峰状态以及对中国茶史与世界茶史的巨大贡献。

当然，以上所讲的巅峰，并不是达到顶峰就停滞了，甚至下滑了，而正如站在峰顶上，这山望着那山高，不断创造着巅峰。我觉得用“巅峰”两个字来定位武夷茶再恰当不过。有人可能说，武夷茶历史长河中也不乏颠簸，如明初团茶改散茶后、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武夷茶一度出现低迷。

这不假，但正如巅峰中的波谷，波谷实则是在蕴育着一种力量，喷薄而出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更崔巍的巅峰。武夷茶就是这样，不断蝶变，进入了中国茶业史，成为中国乃至于世界茶文化史的栖息地与支撑点。而许多历史名茶依然只是名茶，甚至蜕变得彻底消失了。

天下之茶建为最

让我们把思维切换到千年前。

北宋时期，气候渐渐变冷，太湖区域的贡茶园不能在清明前预期发芽了。但皇家的胃口不能不满足，于是贡茶基地南移，最终锁定了建安。从此，这个起源于五代闽国龙启元年（933年）的北苑御茶园开始了中国茶史上的一个辉煌时代。历经四朝，至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罢造，凡458年，留下了一个文化奇迹——中国团饼茶最高制作工艺的发祥地。

“龙团凤饼，冠绝天下，其采择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胜造其极。”其稀世之珍，即使在位高权重如王安石的眼中，皇帝赏赐的龙团凤饼亦如九天下坠的珍宝，可让饮者两腋清风，欲上蓬莱。没有口福的低品级官员只能从密云龙、瑞云翔龙、龙团胜雪等一个个曼妙的名字中去想象了。不独如此，就在此时此地，中国的贡茶生产进入专门化与制度化。至宋徽宗时期，烹茶品饮之风，一如宋之工笔，细腻，讲究，乃至登峰造极。

北苑贡茶在创造辉煌，茶学与茶文化亦不甘落后，臻至一个新的高度。蔡襄的《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赵汝砺的《北苑别录》、宋徽宗的《大观茶论》、黄儒的《品茶要录》、熊藩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20多本茶著，论述的主题虽是区域性的，但此种文化景观，在中国古代茶文献史上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足以笑傲茶学思想史。这些茶论，或品评茶色之美，或崇尚茶器之精，或赞美建茶之品，空前启后，至今研究茶学仍绕不过。

更为人熟知的是中国茶文化史在这一时期绚烂夺目，茶文化与诗文化、禅文化充分渗透，诗歌的国度迸发出一朵茶诗奇葩。或情趣盎然，超然出尘，或娴适洒脱，清悠远极。茶叶茶人、茶品茶事、茶德茶情、茶理茶趣、茶礼茶道统统诗化了。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宋时的茶诗数量之众空前绝后，尤以武夷茶诗最具亮色，参与文人之多，上自皇家下迄文坛风流人士林逋、杨亿、范仲淹、晏殊、梅尧臣、欧阳修、曾巩、苏颂、王安石、苏东坡兄弟、黄庭坚、秦观、李清照、陆游、周必大、杨万里、朱熹几乎无一落下，并延至元之耶律楚材、萨都剌。

即使明初团茶废，散茶兴，但后世凭吊的余韵却久久未去。骚客雅士不约而同地以穷尽汉语最靓丽的字词来比拟武夷茶，臻至无以复加之境。文人是茶美的发现者，更是茶美的标准的构建者。文人的偏好，将武夷茶从饮料推向文化审美，从“器”走向“道”，体现了一种茶文化之美。名茶与名山、名茶与名人珠璧交映，照灼千年。